《蜂巢幽灵》:以“隐喻”为路径 进入西班牙诗电影的艺术世界_弗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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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25 11:35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表示,隐喻即,給一事物以属于其他事物的名称。在亚里士多德这里,隐喻是一种具有多重属性的修辞格。随着隐喻相关理论系统的建立,隐喻的概念和范畴逐渐清晰起来。今天,我们谈论隐喻,谈论的是通过事物之间的彼此暗示而产生的意蕴或者内涵。

在电影中,隐喻是一种常见的手法,因为电影是一种视觉艺术,视觉意象是构成电影语言的重要元素,由此,视觉意象和隐喻之间的关系就显而易见了。在西班牙导演维克多.艾里斯的作品中,隐喻被发挥到了极致,拍摄于1973年的作品《蜂巢幽灵》可以说是隐喻艺术的集大成之作。

在《蜂巢幽灵》中,隐喻不再是语言学或者修辞学的问题,也涉及到了哲学等领域,透过导演维克多.艾里斯刻意设置的隐喻符号,我们能够分析出电影在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等方面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得承认,电影可以负载强大的隐喻意义,关于这一点,意大利电影导演帕索里尼表示:电影靠隐喻生存。

用隐喻来构建一部电影并不容易,导演首先得熟悉每种符号能够表述的意义,然后通过恰当的方式将其排列组合。为了让观众更容易进入导演构筑的隐喻时间,维克多.艾里斯摒弃了复杂的叙事方式,将故事聚焦在一个西班牙家庭中,通过孩子的成长来完成自己的艺术表达。

【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谈论《蜂巢幽灵》时,我们必然会说到西班牙近代以来的那段黑暗历史,从1939年开始,西班牙进入弗朗哥独裁统治时期,在此后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内,弗朗哥政权给西班牙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法西斯式国家制度的推行,让这个以热情和绚烂著称的国家蒙上了一层灰色的蒙板。迫害、死亡、监禁,无时无刻不逼视着那些小心翼翼地生活着的人。

巧合的是,《蜂巢幽灵》拍摄于1973年,此时弗朗哥政权已经进入黄昏,而电影中的时间却是四十年代,弗朗哥政权刚开始时。在维克多.艾里斯这里,时间本身就是隐喻的一部分,因为他的生命始于1940年的夏天,所以这部带着自传性质的电影,也是导演维克多.艾里斯对自己童年的一次回溯。

《蜂巢幽灵》和遵守传统叙事规则的自传电影不同,我们在《蜂巢幽灵》捕捉不到任何完整的故事,目光所及之处,只有隐喻。两个女孩的成长,冷淡的母亲,对蜜蜂有着超乎寻常的热爱的父亲、电影《科学怪人》、废弃的小屋、污染出现的受伤的士兵......这些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物构成了这部电影,也构成了电影中的所有隐喻。

电影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凄清的氛围,这恰好符合弗朗哥时期的生活状态,故事发生的村庄也笼罩在一片寂寥之中。荒芜破败的房屋、空旷萧索的原野、死气沉沉的生活。所有的一切构成了电影的氛围和基调,也是导演维克多.艾里斯生命的底色。

电影中的主角是两个女孩安娜和伊莎贝尔,这是两个在弗朗哥政权中成长的女孩,在高压环境下,两个女孩截然不同,姐姐伊莎贝尔是独裁统治的牺牲品,她喜欢杀戮和刺激,麻木而缺乏生气,妹妹安娜恰恰相反,始终保持着童真和善良,对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两个角色恰好代表了独裁统治下的两类人。

在一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家庭内部自然也是不安的。电影的父亲整日沉迷对蜜蜂和蜂巢的研究,其实这就是在暗示整个家庭环境的封闭、混乱以及无序。整间屋子就像一个蜂巢,生活在其中的人便是蜜蜂。通过影片中父亲的喃喃自语,我们能够了解到整个家庭的状态。

“雄峰的神秘和疯狂”、“蜂后的侵略性”、“蜂巢的变化多样和永不停止的活动”。表面祥和而内心狂热便是这个家庭的不安所在。母亲在平淡无趣的婚姻生活中想念着远方的情人,父亲投身于对蜜蜂的研究以此来慰藉自己的孤独。导演很含蓄的表达了父母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小家庭的冷漠疏离和大环境如出一辙。

《蜂巢幽灵》是一部含蓄而波澜不惊的电影,然而这静水下的波澜却无比汹涌。所幸的是,导演并没有将绝望和压抑贯穿到底,而是用隐喻,这种暧昧又神奇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解读电影的角度。如何理解隐喻,就如何理解这部电影,在《蜂巢幽灵》中,我们就好像进入了一个由隐喻构成的迷宫,我们深陷其中,在光影的明暗间走进导演过往的生命。

【伊.皮洛所说:“艺术不一定都需要离奇曲折的情节,也不一定都要塑造超凡的‘英雄'。实际上电影真正的、独特的领域是平凡的事物,电影教会我们品味日常平俗事物的魅力。】

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但电影并不等同于电影。诗意潜藏在生活中,诗意的生成需要导演精准的编码。1925年,法国先锋派理论家A.伯克莱就提出了“电影应该成为诗”这样的观念。与此同时,苏联电影艺术家开始在电影艺术中进行诗意的考察和尝试,比如爱森斯坦和杜甫仁科,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隐喻、象征等手法,试图让电影呈现出梦境中的画面。

从最初的理论建立到现在的成熟体系,诗电影早已成为电影艺术的一朵奇葩,它打破了电影叙事的疆域,扩宽了观众的审美体验。在《蜂巢幽灵》中,我们会有一种很直观的感觉,缓慢流淌的美感。尽管电影充斥着不安压抑的氛围,但是,当空镜头闪过时,那来自大自然的静谧依然能够震撼人心。

我承认,《蜂巢幽灵》的观影过程并不顺利,甚至有些沉闷。没有冲突性的剧情,也没有抓人眼球的台词,电影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而流动的。对于这部电影,“看”并不是一个恰当的形容,聆听似乎更合适。我们在聆听,导演也在聆听。

既然诗电影如此沉闷,为何《蜂巢幽灵》能够成为经典?了解了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就能了解诗电影略显暧昧和尴尬的处境。

和注重节奏和叙事的类型电影不同,诗电影不管是在叙事手法还是在视听语言上都自成一派。诗电影是一种非常挑观众的电影类型,它需要的是观众沉浸其中,如果追求短平快和视觉刺激,诗电影绝不是最佳选择。

诗电影能够在形式和内容上达到统一。

《蜂巢幽灵》是一部典型的诗电影,导演在构建自己诗意艺术世界时,选择了“隐喻”这种方法。隐喻和故事不同,隐喻在暗处,故事在明处,维克多.艾里斯似乎希望通过明处的故事来表现暗处的涌动。时隔多年,当我再次点开《蜂巢幽灵》时,维克多.艾里斯无疑是成功的。

讲故事的重点有时候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如何“讲”。熟悉维克多.艾里斯观众一定知晓他的艺术风格,神秘旖旎的光影、静默希声的角色特写、饱含诗意的构图、精心安置的疏离关系......这些都是他常用的魔法。在大量隐喻蒙太奇的使用下,维克多.艾里斯让诗电影在形式和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合二为一。

诗电影之所以难拍是因为情绪的多变,诗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含有大量情绪的电影,如果情绪本身是茫然的,诗电影在叙事上也会进入困境。而在《蜂巢幽灵》中,这种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因为在导演的镜头中,我们可以捕捉到两个女孩儿的正常轨迹,她们性格中相背离的部分,对于死亡的看法,还有经常出现的“科学怪人”的形象,都让电影有了淡淡的跌宕起伏之感。

诗电影能够给观众带来别样的情感体验。

德国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尧斯曾提出了“审美期待”这样的概念,他认为在具体的艺术欣赏活动,人们会对欣赏对象产生文体期待、意象期待以及意蕴期待三个不同层次的期待类型。因此,当我们在欣赏一部电影的时候,往往想要从中获得视觉刺激亦或是审美体验。

《蜂巢幽灵》并不是一部商业电影,它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特效,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情节,那么,为什么这部电影能够成为经典作品呢?很显然,它给观众带来了一种特殊的审美体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蜂巢幽灵》并不是属于维克多.艾里斯的个人作品,它属于整个西班牙历史,透过这部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历史的严肃和荒诞,能够了解人性被压抑之后的扭曲和变形。同时,这部电影没有沿用传统的叙事方式,而是用大量隐喻完成了电影的艺术表达。

或许电影中从未出现过的“幽灵”便是这种特殊情感存在的由头,从未出现,却又一直在存在,这种感觉是我们在欣赏其他商业电影所没有的感受。换言之,导演维克多.艾里斯知道这种表达方式的特殊性以及能够产生的效果,所以,他执着于自己的选择,让自己的作品与众不同。

诗电影能够透露出民族独有的文化气质。

每一部诗电影都有无数种可以解读的角度,而这种解读性源于诗电影本身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赋予了诗电影的精神特质,让电影能够饱含深情。诗电影往往包含着创作者的审美理念和艺术观念,而创作者又会受到所处环境和成长轨迹的影响,所以,当一部诗电影问世后,很难脱离民族文化气质。

《蜂巢幽灵》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就是整体氛围和弗朗哥政权时期如出一辙,经历过那段暗黑岁月的维克多.艾里斯一定深有感触,所以他才能将电影氛围把握的恰到好处。在处理死亡这一严肃命题时,导演以儿童视角切入,削弱了死亡本身的沉重和复杂。这种死亡观念并非空来风,而是源于欧洲大陆本身的豁达。

每部电影的诞生都有一个大的土壤——民族文化。在西班牙电影史上,由隐喻构筑起来的电影并不少。其中不乏传世之作。到了维克多.艾里斯这里,历史变成了一段隐而不发的过往,但他的电影终究无法脱离历史和时代,因为他从那段历史中走来,只有回到那段历史中去,他的电影才有意义。

很多左翼评论家看完这部电影之后表示,电影的政治隐喻过于晦涩,缺乏直涉现实的批判性。姑且不论这样的评价是否中肯,可以肯定的是,维克多.艾里斯并非着重于“政治隐喻”,而是“隐喻”。导演的关注点是在家庭悲剧,并非高屋建瓴式的历史冲突,他选择了用更加动人的方式来诠释整个西班牙在二十世纪中所遭受的历史创伤。

而经受过那段历史的西班牙,恰好需要这样的展现,因为创伤的恢复需要时间。

诗电影往往是从隐喻开始的,不过,隐喻不是终点,而是起点。电影的结局是女孩安娜的失踪和回归,她给死水般的家庭带来了希望。当她消失时,家人因为寻找她打破了彼此之间树立起来的壁垒,母亲为在书桌上熟睡的父亲摘掉了眼镜,烧掉了写给情人的信件,父亲在逐渐恢复的家庭温暖中甜甜睡去。这一丝丝温暖的回流让我们能够到晦暗中隐藏的情感。电影拍摄于1973年,导演维克多.艾里斯似乎从垂垂老矣的独裁者身上看见了一丝丝民主的希望,这又何尝不是一种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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